第二,东海于1917年在《银行周报》发表的《记山西票号》一文中，谈到“票号设立甚早，迄今已垂数百年。考其最初之起源，始于有明中叶。惟因明清鼎革之际，殆均消灭已尽。”
第三，还有不少人认为：票号是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弃金于山西，使山西太原﹑汾阳一带人致富而产生的。如《中国经济全书》中说，“其始有康姓者（指山西汾阳县康氏——笔者注），于清初顺治年间，闯贼以兵不利败走，遂以频年窃取之金银财货，悉置于康氏之家，全为康氏所得，突成巨富，传说约有千万，由是亟力经营商业，始于山西省垣，设立票号”。秦省如也说：“自成败走，遂掳巨资而窜入山西。败走时，为清兵所迫，不暇囊载，因将所掳金银财帛，悉置太汾两地而遁。其时该地住民得银数百万两，以之创设金融机关以资流通，此即票庄所由起也。”
第四，卫聚贤还认为：票号系戴廷栻、顾炎武等为灭清复明的“民族革命，创设标局，为票号的前身”。《清稗类钞》中也说：票号中“规则极严密，为顾炎武所订”。
上述几种论断，我们认为都是难以置信的。因为他们脱离了中国的具体经济条件与历史的客观事实，把山西票号的产生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现象。比如，李自成弃金（是否真实，姑且不论）使“太汾人”和“康氏”致富，创立票号之说，显然是没有经济根据的，并且与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也没有任何联系。
另外，侯兆麟先生于1936年在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》上发表的《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》一文中说：票号产生的经济基础，“不是在中国自己生长的东西”，而是帝国主义鸦片侵入的产物。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。一切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内因，外因只会加速事物的发展，而内因是决定的因素。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，就是票号产生的内因和决定因素。
（二）
“山西票号”在我国历史上存在有百年之久。它的产生、发展和灭亡，是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的。清政府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愈残酷，票号的营业愈繁荣，获利也愈厚。这正是票号充当清政府统治人民的信用工具的必然结果。
山西票号从1824年产生到1921年大批倒闭的一百年间，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：
一、从1824年到1839年鸦片战争前的一个时期，票号已有了初步的发展。当时它还是一种纯商业组织。在这期间，票号由日升昌一家，发展到九家，其中最早的为介休县侯宗基在平遥时开设的蔚泰厚、蔚丰厚、天成亨、新泰厚、蔚盛长（道光十四年，即公元1834年）五联号；继而有祁县中兴和，太谷县的志成信。根据现有资料看，这个时期票号以北方和西北各地为活动区域，主要承汇商家款项，与外商和清政府没有什么往来。这时票号对国内商品流通起了一些积极作用。